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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外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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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法律和媒体,殊途同归  

2008-06-30 01:32:01|  分类: 原创天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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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从诞生之日起就具备了国家意志,它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进行社会管理,维持社会秩序,规范人们生活的基本规则,也是一个社会,国家的民众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共同生活所必须遵守的普遍规范。法律具有刚性、连续性、排它性、唯一性,司法活动则被认为是社会公正的最后防线。而媒体掌握着公共话语,依照福柯之言“话语即权力”,权力的合理利用会促使权利的实现。媒体担当着传播信息,引导舆论的职责,其根本目的同样是为了维护公平正义,使公民的合法权利得以实现。

所以笔者认为:法律,媒体其实就像天平的砝码,而这个天平是用来度量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也就是说,无论媒体还是法律最终都是普世情怀的有力阐释。

法律,是为了法治

哈贝马斯:21世纪的人类应该从民族国家走向宪政国家。

法律的出现无疑是社会的进步,依法治国也已成为我国的治国方略,法律的特性要求每个人,每个组织都必须维护它的尊严,“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伯尔曼语)。只有法律真正发挥作用,社会的发展才会有序进行。在法律史上有一则经典案例,1612年,英国国王詹姆士一世表示要亲自当一回法官,大法官柯克则予以反对,理由是国王对法律没有经过长期的学习和实践,靠自然理性来判决是不行的,国王听后大怒,指责柯克公然挑战国王的权威,将构成叛国罪,面对国王的威胁,柯克的回答很坚定:“国王在万人之上,但是却在上帝和法律之下。”今天看来,柯克的话语依然闪烁着法治的光芒。

媒体作为公共的舆论平台,在传播信息的过程中必须守法,不能侵犯别人诸如隐私权、名誉权等权利,这是最基本的。《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第三条中规定:“维护司法的尊严。对于司法部门审理案件的报道,应与司法程序一致。”这个规定明确地包含了同步报道原则的内容。在司法部门正式介入案件之后,媒介应充分尊重司法部门行使权利。

合情合理的媒体监督促使法律完善

其实,媒体和法律本来是各司其职,泾渭分明的,媒介审判的出现让两者有了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的争论也成了焦点。两者在追求普世价值的路上出现了分歧。南京“彭宇案”中,一审依“常理”推断的判决结果值得商榷,但一审并未生效,彭宇完全可以向上级法院提起上诉,司法程序还没有走完,但媒体仅仅依据被告彭宇一方“见义勇为”的陈述就草率下结论,“道德危机”抢滩登陆,成为各大媒体最抢眼的词汇。而二审的秘而不宣更加强了媒体对法律的质疑,舆论普遍认为这样的判决会带来空前的司法危机,大众对彭宇的同情也到达了顶峰。这可以说是彭宇“眼球维权”的一次胜利。媒体带动的广泛舆论批评,冲击了法院的独立裁决地位,给司法环境无疑造成了空前强大的压力。

在现代法治下,社会对司法的尊崇和宽容是题中之义,因为我国的法律远远没有完善,法律也有力不从心的时候。在“彭宇案”中,笔者不禁要问:“大众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答案?”事件的真相无法还原,只能由当事人来叙述,取证之难可想知,一个看似简单的民事案件最终以和解收场也算是皆大欢喜,因为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官司中,并没有真正的赢家。相对于一审,新的证据没有出现,所以二审的结果可以揣测一二,其结果即使有什么不同,也不是法律和媒体的胜利,而是道德情感在起作用。

在这个案件中,媒体把矛头指向了司法,对彭宇表达了普遍的同情,按照舆论,既然是见义勇为,彭宇就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在真相难以揭露的情况下,这样的引导难道是正确的吗?每个人都仿佛是事发现场的目击者,用自己勾勒的情节给事情定性。“彭宇案”消耗了大量的司法资源,在这个案件中,如果当事双方继续对簿公堂,剑拔弩张,这样看似体现了法律的尊严,但在双方各执一词,只承认相撞这一事实的前提下,责任区分很难,判决也就不是件容易的事,在追求法治精神的今天,媒体对法律的监督不是无情的鞭挞,而是要促使法律的日臻完善。在整个“彭宇案”中,媒体对法律的求全责备无疑是种错误的引导。著名的苏格拉底判案中,让苏格拉底喝下毒酒的恰恰是501名雅典普通公民组成的法官,他们最后以280∶221的表决结果决定判处苏格拉底死刑。这场旷世的审判遵从了民意,但它公正吗?

一个和谐温暖的社会,一个可以让公民诗意栖居的社会,法律、媒体都不能缺位。两者要在共同发展的路上找到平衡点,媒体受到法律的约束才不会轻易践踏别人的权利,法律得到媒体的监督才能日趋公平正义。在“许霆案”中,媒体呈现的民意让法院最终改判,许霆也经受了从地狱到天堂的历练。虽然媒体的拷问并没有让判例法横空出世,但对于个案,这样的判决更接近公正。“在积重难返的情况下,社会的进步只能这样点滴推进。这每一点每一滴从历史长河中来看或许微不足道,但用个人的微观尺度来衡量却都是宝贵的。”“许霆案”至少在媒体的监督下让大众看到了法律的缺陷,法院的胶柱鼓瑟也受到了批评。“当时而立法”成为了大家的共同认知。“许霆案”我们还可以在反思中露出些许微笑,然而孕妇李丽云之死,则是一个典型的悲剧事件。正如熊培云所说:“李丽云的死,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展现了现有制度留下的死角,这个死角让每个人都可以在经验和法律支起的帐篷中躲过这场良心问责的风雪。”在这个事件中,当人们穿上法律的盔甲时,法律反而失去了温暖人心的力量。就在法律以胜利者的姿态沾沾自喜时,肖志军还在肝肠寸断地哭泣。媒体对社会制度,法律的问责并不能换回生命,却也是对生命尊重的温情表现。媒体的大声呼喊不仅是期待一次良心上的起义,更是希望法治能够不断健全,以减少悲剧的发生。

休谟说过:“要使一国的法律、秩序、治安和纪律臻于某种完善的地步,就必须首先使人们的理性通过教育训练得到提高。”这种教育当然可以在学校完成,然而媒体的宣传也起着重大作用,因为媒体也担负着教育的职责。媒体可以通过信息传播活动有目的,有计划地影响或制造一定的思想,文化,社会环境和氛围,以实现对传播受众思维心理和行为活动有意识的影响与控制。比如媒体在报道一些大案时,要言之有物,持之有故,论之有据,这样既可以避免媒介审判,有可以让受众感受到法律的正义,让法治观念深入人心。

追寻普世价值是一次心灵的苦旅,媒体和法律责无旁贷。两者并非是短暂的露水情缘,而且要长期共存,肝胆相照。在和谐成为社会最主要诉求的今天,媒体、法律纵然不会横眉冷对,因为法律的进步离不开媒体的监督,媒体的人有效监督也离不开法律的支持。新闻自由,司法独立都是为了普世价值深入人心,最终使得社会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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