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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外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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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承灏:破解官场“灰色生存”  

2013-01-11 09:11:35|  分类: 职务作品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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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承灏:破解官场“灰色生存” - 逍遥游 - 化外之地

       提起中国历史,或许每个人都能聊上几句,可能是某次宫廷斗争、政治变革,也可能是某些飞短流长、风流韵事。然而,对于一个严肃的写作者来说,历史不能“尽入渔樵闲话”。青年作家宗承灏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正因为我们把古今多少事,都轻松地付了笑谈,所以我们才会在面对现实的时候,多的是隔岸观火,少的是感同身受。毕竟关注历史,很多时候就是在关注更加深远的现实。”

近年来,宗承灏专注于分析和解构中国历史上各大利益集团的生存竞争和博弈规律,力图从历史深处找出被人有意无意埋没的玄机和真相。他现已出版《官家定律》、《灰章程》、《灰色生存》、《跑偏的帝国——大明王朝谁当家》等十余部作品。

“挣扎”在体制内

宗承灏,一个看书、写字的人,因作家身份被人熟知,其公务员身份则显得没那么光鲜。上世纪70年代中期,宗承灏出生于安徽淮南一个名叫宗圩的小村庄。师范学校中文专业毕业后,赶上了计划经济时代大中专生包分配的末班车。他先后从事过教师、政府秘书、记者等工作,目前在淮南市经济开发区工作。“在今天,能够活在体制内,用世俗的利益评价体系来衡量,应该说是一件值得幸运的事。”

然而,宗承灏也声称自己是“挣扎”在体制内。个中滋味,或许只有他自己明白。宗承灏坦言:“以官阶等级论英雄的价值观目前依然存在,这是体制内每个人都无法躲开的生存困扰。对于身在体制内的人,都有内心挣扎的过程,一个人不可能完全抛开外部世界而只关照自己的内心。”宗承灏有个朋友,身份是乡长,很年轻、有朝气,他曾经的一番话对宗承灏触动颇大:所有的人都认为我得到了一个最好的发展平台,可是我知道,我有可能会就此失去我认识的那个自己。这番话并不高深,在宗承灏看来,一个年轻的基层官员,在面对未来时,如果没有绝对的把握去做那个认识的自己,而只是接受了体制内某些过来人的经验之谈,则会对未来无从把握。

宗承灏曾经在县区的宣传部门工作过,那段经历对他产生了很大影响。“我写过大量的新闻稿件,准确地说是政务信息,可没有一个字是属于自己的。说得不好听,大部分内容是一种浮夸写法。”工作中,宗承灏经常带着市区电视台的记者到乡镇、村庄、工厂、学校去采访,记者通常会在采访前就形成文字稿,然后将被采访对象往选题里强行加塞,甚至发生过电视台记者替被采访者写好采访内容,然后让被采访者在镜头之外用口语读出那些报喜不报忧的文字。很多人对此很排斥,很反感,采访不下去的时候,只好找村干部和政府工作人员冒充普通群众。这些,宗承灏无法理解,更无法接受。他说:“我们今天留下的影像和文字,发出的声音,都有可能会是百年之后人们认识这段历史的凭证。胡适说过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可我们还没有等到今天成为历史,就开始急着涂脂抹粉。”

从历史中求解

体制内的“挣扎”,让宗承灏无奈的同时,也让他对官场、权力有了清醒的认识。这从他的一些书名中便可领略一二。仔细读来,他的书并非进行严谨的理论阐述、学术研究,更多是以史为鉴,抽丝剥茧。比如《灰色生存》一书,他就以清朝乾隆时期,福康安到户部报销军费开支这件事梳理了官场的“灰色收入”和“隐形利益”。

相对于精神层面,人的生存永远是第一位的。所以,宗承灏在解读历史时选择了一种不同的视角。他说:“虽然中国历史上的官员是最多的,但出现政治家的几率却是最低的。这和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的官本位和家天下有着密切联系。历史上的一族为家,何来真正的天下大局?所以说,中国封建历史上的政治斗争不是为天下生民,不是为公天下,而是为私,为个人的生存。”

因此,官场中的“灰色生存”成了宗承灏解读的重点。这种“灰色生存”游离在合法与非法边缘,利用传统的熟人社会,游走于法律边缘,使社会规则模糊混沌,从中取利。宗承灏告诉记者:“在界定黑白之前,我首先画出的是二者之间的公共区域,也就是黑白通吃的安全区域,所谓的灰色地带即在于此。有人用各种计算公式,推算古代官员灰色收入值,却只能算出一个大概,无法得出一个精确的数字,这不仅仅是因为灰色收入的隐蔽性,更在于其来源的复杂及界定的困难。要想将其完全量化,难度实在太大,而且这个量又是个变量,并不是定量。这个量因人而变,因时而变,因职位大小而变。在灰色利益的驱使之下,灰色生存在不知不觉中就转化为官员的基本生活状态。”

这种从历史找寻答案的治学方式并不鲜见,但对宗承灏而言,主要和他儿时的读书有关。宗承灏的父亲是一所村小的民办老师,也是他的文字启蒙老师。虽说宗承灏小时候家里非常困难,但他的父母总会省吃俭用满足他在精神方面的需求。几本少儿杂志和小人书,让一个农家孩子在那个时代成为小小的精神贵族。那时,他接触到的有限的几本图书都是历史题材的,对历史的偏爱也从那时开始。

宗承灏的书读得很杂,床头经常放有林达、黄仁宇、史景迁、张宏杰等作家的书。不过,他没有像一些学者和历史学家那样,对一个大时代做长久而深入的梳理,更多的是通过历史小事件写照大社会。

上中学的时候,宗承灏就开始了历史小说写作。正式创作则是三十岁以后。“带有研究性质的历史写作,没有学习和积淀,不经过社会生活的砥砺,是很难有所斩获的。”宗承灏说。

不能光对着故纸堆叹息

“灰色生存”之所以能够发生,原因众所周知、显而易见,那便是权力机制的不完善。尽管没有身居高位,但宗承灏也算官场中人,对当今的官场感同身受。他在写《灰色生存》一书时,有时候就会产生时间上的错觉,因为官员的陋规、吏员敲诈办事的百姓、黑恶势力祸害民间社会等现象在当下社会依然存在,有的地方甚至比较猖獗。

要让官场减少灰色的空间,限制权力无疑是必须面对的课题,也是中国当下政治体制改革要啃的硬骨头。宗承灏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限制权力,其实是对官员的最大爱护。很多时候,官员的膨胀心态,就源于他们掌握的权力。权力具有内在的腐蚀人的“魔力”,当一个官员权力过大而又没有受到社会实质的制约时,会在不自觉中改变一个人的心性,一个谦虚的人可能会变得傲慢,心中毫无敬畏。

2012年初,宗承灏认识的一个乡镇工作人员被纪委立案调查,最后定性为利用职务之便,收受二十多万元贿款锒铛入狱。这名工作人员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在乡镇工作了十几年,具体负责农业和土地征迁工作。此人论官职级别只能算是股级干部,连芝麻官都算不上。纪委接到的举报是冲着更大的领导去的,结果拔出萝卜带出泥。这件发生在宗承灏身边的事,让他对“权力”一词有了更深的认识——在池水混沌状态之下,无论是大鱼还是虾米,他们既是权力的获利者,也是权力的受害者,这是一种无法摆脱的共存现象。这些颇有幽默感的“灰色生存”现象,实质上是个人集权现象的一种反讽和嘲弄。这个问题不从根本上解决,无论颁布多少“条例”和“准则”,都会功亏一篑。

《人民论坛》调查中心做过的一个调查发现:在中国内地,想做官者多多少少会沾染上“官瘾”,认同“有钱的”不如“有权的”,占72.3%;评价人看官阶等级的,占66.1%;见周围人做了官,自己也想去做官的,占40.1%。宗承灏坦言这不是一种好现象。“社会发展到今天,中国的官本位文化为何仍停留在很久以前的形态?‘官瘾’难戒,说明权力崇拜依然存在。”

唐代诗人杜牧在《阿房宫赋》写道:“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这样的思考令人叹服。宗承灏对此感受深刻:中国历史的发展,就好像是陀螺的运动,一圈又一圈,周而复始地旋转。在这种周期性的运动中,肯定会有某种恒定的、规律性的东西产生。比如说黄炎培提出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定律;吴思的“血酬定律”;秦晖的“黄宗羲定律”。他们都试图运用规律去发现并解释历史事实。不同之处在于,不同的人选择的角度不同。无论采用哪种角度,其最终目的是为了让“后人哀之而鉴之”,如果光是对着故纸堆叹息,不去认识并把握历史规律,以古鉴今,那么我们的后人总有一天也同样会对着今天的我们,发出一声叹息。

对于很多作家来说,创作的素材往往来源于生活。但是,宗承灏却不希望现实生活激发自己太多的创作灵感,更不希望它提供更多的创作素材。因为“那样的话,说明中国社会还在历史的原点打转转,这是很可怕的”。

宗承灏的终极目标是通过改造部分人的世界观来实现改造现实世界。不过,这种可能性对于写作者个体来说是微小的,也有可能几乎为零。“但我们不能因为微小,而丧失写作的这份庄严感和进取心。”宗承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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