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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外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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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梅森:作家不该在人民疾苦面前沉默  

2013-04-20 09:52:39|  分类: 职务作品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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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梅森:作家不该在人民疾苦面前沉默 - 逍遥游 - 化外之地

        矿工、编辑、商人、作家、编剧……如果一一列举,烙在周梅森身上的印记还有很多,但他毫不犹豫地对记者说:“我真正的身份只有一个——作家,其余都是‘玩票’。”

周梅森,1956年出生于江苏省徐州市,现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一级作家。他的作品《人间正道》《至高利益》《绝对权力》《国家公诉》《我主沉浮》等都被改编成了电视连续剧,广为流传。也因为这些作品,周梅森被外界戴上了“反腐作家”的头衔。

可是,周梅森对此不以为然。“我从来就不认为我是‘反腐作家’,我的小说是政治小说,我的当代小说也没有一个是以反腐败为主线的,因为我不认为抓几个贪官就能解决问题。”

“作家”这个头衔给周梅森带来了巨大的声誉,但其他的身份若说是“玩票”,也似乎是他故意轻描淡写。比如根据周梅森小说改编的电视剧,他不仅参与剧本改编,还参与投资和决策,这在中国作家中非常少见。“我的确很精明,在谈生意时,人家根本不信我是作家。”

周梅森给人的印象是真实,不爱装,直来直去;回答起问题来不拖泥带水,对自己不熟悉或者思考不成熟的事情不妄加评断;也没有一般知识分子身上的那种清高。“我现在已过了知天命的年纪了,更是随心所欲了,不强迫自己。”周梅森对自己的人生比较满意——做了喜欢的工作,又顺便挣了点钱。不过他说:“现在不是我的时代了,我就识趣地先到一边凉快去了。”

 

“政治小说是仕途失败的产品”

现在回望,周梅森的政治小说,名字都通俗易懂,没有多少花哨。认真读后,就会领略到其中的内容很丰富,涉及国家、民族、时代进步等各方面,还有许多尖锐复杂的矛盾,不是“反腐”二字所能概括的。周梅森坦言自己写作的强项是大开大阖、波澜壮阔,那种细腻的、个人化的东西写不来。

因此,周梅森经常会以一个高级领导班子为叙事主体,精心塑造一批高级领导干部形象,同时将笔触深入到经济生活的核心,揭示资本和资本运作的秘密、市场经济和权力经济的关系,对我国的改革实践进行了深刻反思。故事惊心动魄,令人警醒和震撼。比如《人间正道》写的是“不干事就是最大的腐败”;《至高利益》批判了不顾人民利益的政绩工程;《绝对权力》主指的是“一把手政治”,权力不受约束必然导致腐败;《国家公诉》主要讲的是“人治”与“法治”;《我主沉浮》探讨的则是权力与资本的原罪问题。

与很多人塑造的“高大全”形象不同,周梅森小说中塑造的人物往往是不完美的,没有绝对的忠奸善恶,每个人似乎都陷入了一定的困境。周梅森说他只是把人当人写,做到尽量真实,而且书中人物的发展还是合乎官场逻辑的,他不会刻意拔高。比如《至高利益》里的贺家国、《我主沉浮》里的钱惠人等。“如果你能一下作出价值判断的,一眼就能看出是好人坏人的,未必是塑造成功的人物。”

之所以写政治小说,与周梅森的经历有关。为了做自己喜欢的事,不必为稻粱谋,20世纪90年代初,周梅森便“下海”了。他先赴深圳,又跑到上海,与朋友一起做房地产开发;后来,股市进入中国,他又做起了证券投资。为了体验生活,他还到徐州市政府挂职副秘书长两年。但周梅森笑称:“我从来就没真正当过官,我这辈子当的最大的官就是小学一年级当过一年班长,我在徐州只是挂职,没有任何实权的。”

从商以及挂职的经历,对周梅森触动很大。他开始思考:当文学失去轰动效应,一步步走向边缘化的时候,是继续恪守个人化写作还是投入不断发生深刻变化的生活中去?经过一番考虑,周梅森的创作出现了转变,更多地关注现实。长篇小说和同名电视连续剧《人间正道》《至高利益》《绝对权力》《国家公诉》等现实题材作品就此推向了市场。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对这些作品文坛主流评论家并不看好。不过,它们却赢得了市场,走向了读者,每部书的印数都在10万册以上。这些作品得到了一批又一批关心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各阶层读者的肯定,这让周梅森深感欣慰。

“《人间正道》出来后,一个以前写过我很多评论的评论家曾悲哀地说,文坛失去了一个好作家!其实这是两种文艺观之争,我是以纯文学起家的,但我又是个参与意识极强的人,改革开放三十多年,风云变幻,我不可能不被裹胁其中,而且我真诚地认为改革开放是民族复兴之路,我对‘文革’、极左是深恶痛绝的,所以我写的这些作品是真诚的,你可以说我写得不好,但你不能否认我的真诚!”

这种真诚得到了认可。1998年,周梅森的《人间正道》在中央电视台首播时,正在杭州汪庄休养的巴金老人特别关注。巴金特别要求女儿为他录下来,第二天上午再播给自己看,看不懂的地方还要女儿找来周梅森的原作读给自己听,以至于有一次巴金的女儿李小林看到周梅森时,开玩笑地抱怨《人间正道》占用了父亲好多工作时间。后来,父亲在一本《随想录》上亲笔签名,通过女儿转交给周梅森。

周梅森在一次接受采访时称,给他带来巨大名声的政治小说,其实是仕途失败的产品。他说:“我这个人对政治充满热情,真心想当官,而且自认为能当个好官,可迄今我连小组长都没当成。于是,我不停地斗争,不停地失败,再斗争,再失败,最后便把这种仕途上的失败全转化成作品,把人家的行为艺术变成了自己兜兜里的money(钱)!”

 

“解决问题是政治家的事”

虽说仕途上失败了,但却造就了另一种成功;而且“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周梅森说:“假如给你巨大的权力,这个权力又不受监督,你能保证自己不腐败吗?我就不敢保证自己不腐败,所以我庆幸我自己没当官,我没权!”

尽管如此,周梅森写起政治小说来依然驾轻就熟,一部部作品成了活脱脱的“官场现形记”。周梅森说:“我有一批官场的朋友,他们都是说真话的,书中的很多人物就是我生活中的熟人,能够谈心的哥们儿。他们都是人,不管他们官当得多大,是人就有七情六欲,如果连人的这些七情六欲都把握不住,作家就不要当了。”

下海改变了周梅森的人生,使他从一个书斋式的作家变成了一个时代弄潮儿,让他对中国的改革历程有了切身体会。周梅森的作品,从思想上来讲,是一脉相承的。他虽然早期写历史题材,但却从未回避过政治,他固执地认为政治是回避不了的。“如果你沉默不语,你必定会被社会边缘化,作家依然应该为时代的进步、政治文明的发展作些力所能及的贡献!”周梅森认为,一个有责任感的作家,不应该在社会重大矛盾和人民的疾苦面前沉默不语。

当前正是矛盾的突发期和改革的关键期,比如贫富差距拉大,反腐形势严峻,政治体制改革步伐缓慢。对此,周梅森却显得有些沉默。“我没地方表达,所以这几年我一直沉默不语!坦率地讲,我非常失望,在一些地方,体制僵化,实用主义盛行……”

周梅森和其他传统文人一样,“位卑未敢忘忧国”。身处陋室仍指点江山,热情很高,牢骚也很多。下海、挂职以后,他认识到了文化人谈论中不切实际的东西太多,可操作性太差,但他在小说中也并没有对一些实际问题进行探索。

“作家只负责指出问题,解决问题是政治家的事!”他说,“作为一个当代作家,处身在这个时代,政治家们的决策影响到我的生活,影响到我们的生活,我就不能不干预,不能没有一个态度,我就要通过我的故事融入我看到的、我想到的,这个时代感染了我,有些事情让我震撼,有些事情让我愤怒,于是我把这些事情写出来,如此而已。”

 

“我的一切拜文学所赐”

周梅森以政治小说而扬名,但最初他是个纯文学青年。周梅森的成长历程也有些传奇色彩。他曾用“荒原里长出的一棵树”“极其现实的乐观主义者”来形容自己。他认为自己创造了生命的奇迹。当年,周梅森对高尔基的《我的大学》感同身受,高尔基也成了他的偶像。周梅森的经历和高尔基特别相似。他的父母是扬州人,后来从部队转业到苏北开发煤矿,他的青少年时代便是在江苏徐州韩桥煤矿度过的。

矿工、作家,这两者之间离得太远太远,但周梅森没有感到失落或者前途渺茫,因为“在那个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时代,能当上工人算烧高香了”。而且了解了高尔基后,周梅森深信,一个穷孩子是可以成为作家的。

对周梅森影响最大的是《巴尔扎克传》。这本书的名字,他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才知道的。他第一次读《巴尔扎克传》是在“文革”期间,在一个拾破烂的老人那里发现的,而且这本书前边少了十几页,后面少了几十页。周梅森特别欣赏巴尔扎克的创作能力。巴尔扎克“很狂妄”,曾经在拿破仑的像下挂了一条条幅:你以你的剑征服了世界,我要用我的笔征服世界!这对周梅森触动很大,他就此立下雄心壮志,也要用他的笔征服世界。于是,他的文学创作生涯在14岁起步了。

除此之外,巴尔扎克对周梅森的作品风格、行事风格产生了影响,巴尔扎克做梦都想发财,拿了稿费就去投资,投资失败就写稿还债。周梅森20世纪90年代也是这样过的,拿了稿费去买股票,被套了,就写作赚钱,赚了钱再去抄底。炒股的惨痛经历让他对中国的经济有了深入了解,在写《我主沉浮》《梦想与疯狂》时,便胸有成竹了。

28岁时,周梅森做了专业作家,又有一本书深深吸引了他,那就是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它是一道曙光,改变了我的历史观。”周梅森告诉记者。

其实,周梅森走上文坛的成名作是《沉沦的土地》。这部作品的成功用周梅森自己的话说就是奇迹。“整个中学时代都没好好读书,埋头制造了第一部号称长篇小说的文字垃圾,现在想想真是奇迹。边翻字典边写,错字连篇,竟然一写就是30多万字。”

1983年,《花城》刊发了周梅森的第一部中篇小说《沉沦的土地》,文中那深邃的观点和独特的视角震动了当时的文坛。于是他的名字引起广泛关注,在那年的全国中篇小说评选中,朱晓平的《桑树坪纪事》名列第一,名不见经传的周梅森以《军歌》荣居第二,莫言的《红高粱》排在第四。

在《沉沦的土地》和《军歌》之后,他相继推出一系列历史题材与战争题材的作品,如《黑坟》《大捷》《国殇》等。这个时期他的影响力仅限于文学圈,每本书的发行量均为三五千册,中国大众对他还是知之甚少,但这段时期却是他获得文坛主流评论家们认可的时期,让他至今回忆起来仍感慨良多。

“我的一切均拜文学所赐。因为对文学的执迷,我才从一个矿工变成了文学编辑,这也是我命运的转折,因此我衷心感谢那个时代的风气,只要有才就可以。如果像现在要文凭,要关系……我可能终生都是个矿工——这也是我最忧虑的,一个社会有贫富差距没什么,关健是要有上升通道,如果这个通道被堵死了,这个社会就危险了。”

话语里,一个作家推己及人的心怀显露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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