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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外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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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多数为好”有何现实意义?  

2014-10-23 14:37:08|  分类: 原创天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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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反腐力度的空前加强,官员落马的新闻已经让人有些“审丑疲劳”。面对如此情形,舆论产生了分野:有人认为这些腐败不过是冰山之一角,被调查的人也只是被隔墙扔过来的砖不小心砸到了而已;另一些人则认为,目前大多数干部是好的,是少数腐败分子让整个官场蒙羞,无须对官场悲观失望。前种观点,延伸开来就是说天下乌鸦一般黑,其中夹杂着一定的情感宣泄,类似这种一概否定的言论,纠正起来较为容易;而后一种观点,可谓熟谙辩证法,令人难有辩驳之力,也有人称这样的话为“正确的废话”。

其实,在监督乏力的现实语境下,大多数干部是好的,是一个难以证实也难以证伪的命题,多数人是靠发挥想象力。比如,很多人会坚称大多数干部是好的,这显然不是拿数据得出来的,而是靠自己的感受和经验;如果想说大多数干部是坏的,也很难以科学的论述来佐证,亦是靠感受和经验,况且好与坏的判断,在不同人眼中有着不同的标准。

 

“多数为好”的现实比照

干部的好与坏,当然关系着官场的清明与黑暗,因为并不存在抽象的制度,每一项制度都与其中的“人事”环环相扣。然而,讨论多数干部是好是坏并无实际意义,一方面是因为论证不易,另一方面是因为即使得出大多数干部是好的结论,也无以说明当下官场就是健康的,且容易让人产生盲目乐观的情绪,甚至渐生麻痹意识。

在现实中,总有一些事情让人对“多数为好”产生疑虑。比如在广东茂名,2012年,广东省纪委官方通报,全案共涉及省管干部24人、县处级干部218人,波及党政部门105个,市辖6个县(区)的主要领导全部涉案。其中立案查处61人,属省管干部19人、县处级以下干部42人,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20人。而就在今年,中央巡视组收到举报,称一批茂名官员当年退赃后未受处理。在中央巡视组的要求之下,广东省纪委准备复查茂名官场窝案,接近广东省纪委的人士透露:“当年放过了160余人。”

即使有这般触目惊心的窝案,不少人还是会坚信多数干部是好的,因为如果以整个中国或者整个省为参照,涉案的干部是少数;即使以当地干部的总数为分母,分子也显然小了很多。然而,这样的逻辑有些自欺欺人、避重就轻,就如同淮河下游受了严重污染,有人视而不见,然后说上游以及周围的河流大多还是清澈的,不要杞人忧天。况且,热衷于宏观数量的计较而忽略了事件本身的恶劣影响,并非智者所为。

其实,坚信多数干部是好的,除了自己的感受和经验外,也有一定的心理成因。一方面是不少人根深蒂固的“性善论”思想——这是孟子论证“仁政”学说的理论基础。孟子认为:“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公孙丑上》)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想当然地认为多数干部是好的,因为这符合人之本性。另一方面,对照现实,一些人会发现,国家的经济依然在稳步增长,官场依然井然有序,运作正常,如果大多数干部是坏的,国家秩序岂不早已瘫痪?

尽管笔者也从心底觉得多数干部是好的,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心理安慰,是对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之腐败的一种无奈与妥协,同时寄希望于“多数为好”的干部能对腐败形成合围之势。然而,事实证明,这样的合围往往形同虚设。

 

“多数为好”难敌“少数为坏”

既然多数为好的干部难以对腐败形成合围,那么他们能否引领官场风气的变化,答案是在腐败低风险高收益的背景下,好干部的榜样力量总是很有限的。明朝的海瑞可以说是清官的典范,嘉靖皇帝曾对他有过评价:“虽当局任事,恐非所长,而用以镇雅俗、励颓风,未为无补。”不过,尽管是“镇雅俗、励颓风”的作用也可以说微乎其微,海瑞无奈被当做官场另类,处处被排挤。而我们现实中树立的官员楷模,也往往充满了悲情色彩,精神价值大于实际价值。官员楷模的引领力尚且有限,“多数为好”的干部之示范效应更会大打折扣。

干部“多数为好”的言外之意就是“少数为坏”。尽管两者在数量上不可同日而语,但其实,“少数为坏”的破坏力远远大于“多数为好”的引领力。影响这个不等式的主要因素就是权力。在电视剧《康熙王朝》中,陈道明饰演的康熙在正大光明殿训斥百官时说,咱们这烂一点,大清国就烂一片;你们要是全烂了,大清各地就会揭竿而起。这实在是振聋发聩。

众所周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少数人之所以能够使坏,皆因手中无边的权力——可以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权权交易,极大破坏了官场生态。湖南郴州原市委书记李大伦在任时经常以“老大难,老大难,老大出面就不难”来强调一把手的权威。他作风霸道,大权独揽,而且小权不放,在市委常委会上基本唱“一言堂”。如果有人不听他的招呼,轻则呵斥,重则“搞死你”。

鲁迅说,凡是“猛人”,身边便总有几个包围的人们,围得水泄不透。掌握权力的人,就是这样的“猛人”。围绕着权力场,各种意有所图的人都会在“权场”中向着权力中心作定向移动。在这种情况下,“多数为好”的干部要么屈服权力、要么远离权力,而难以制约权力。这样的结果就是一部分人官官相护、形成利益共同体,一部分人明哲保身、和权力保持距离。也就是说,好的干部,极有可能在这种环境下变坏。

之所以“多数为好”的干部难以对“少数为坏”的腐败者形成制约,反而容易同流合污,源于我们的监督还处于“上级监督太远,下级监督太险,同级监督太难”的尴尬境地,尤其对“一把手”的监督,还在探索阶段,一旦“一把手”专横跋扈、贪婪腐败,对整个官场生态的破坏是很大的。这就像驾驶一辆公共汽车,司机处于核心位置,如果司机有什么闪失,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在一切事务都需要自上而下发起,上行下效并且权力得不到足够约束的当下,如果“为坏者”处于各部门核心位子,那“少数为坏”对官场生态的改变远远比“多数为好”要大得多。

 

警惕“多数为好”成平庸之恶

讲到这里,或许大家已明白,所谓“多数为好”,就是多数干部是奉公守纪、爱岗敬业的,这当然比“多数为坏”要让人欣慰。不过,在权力相对集中的体制下,这种好主要体现在“认真学习、深入领会、切实贯彻”上。这样的体制虽然在行政上很有效率,但容易助长“平庸之恶”(对于显而易见的恶行不加限制,或是直接参与的行为)。也就是说,当有命令从上级传达过来时,下级就不折不扣地去执行它,而这些命令极有可能存在错误甚至造成灾难;而且,由于主政者的不同,很容易出现朝令夕改。假如有一天追究责任,下级会觉得自己只是执行命令,并没有过错。所谓“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觉得自己有责任”。

学者刘瑜说:“当一个恶行的链条足够漫长,长到处在这个链条每一个环节的人都看不到这个链条的全貌时,这个链条上的每一个人似乎都有理由觉得自己无辜。”而在这个无辜的链条上,一定会有我们眼中的“好干部”。在很多腐败案件中,我们可以看到,当一个官员落马时,有关他的施政方针也会浮出水面,其中不乏不合理之处甚至以权谋私,但依然在执行,这里面涉及的人不一定都存在腐败,但在无形中成为了腐败火焰的拾柴者。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就算干部多数为好,我们就能高枕无忧吗?一个苹果,如果部分腐烂,大部分是好的,在不直接扔掉的前提下,当务之急是将腐烂部分切除,而不是任其自生自灭。对于我们的干部,如果真要知晓其是好是坏,最终还是要交给民众来评判,所谓“知政失者在乡野”。但这种评判需要一定的制度作为保障,而不是靠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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